岁月足迹 ——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回忆

作者:李振华 日期:2017/10/9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15519 

我1963年12月26日生于牟定县。1984年我刚刚从西南林学院毕业,由于凤屯区彝族人口多,我是彝族,以便在彝族地区开展工作,组织上就把我安排到凤屯区公所工作,因为正赶上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放宽农村政策谈话精神。所以,我刚报到工作的第二天,时任凤屯区党委书记李云珍安排我配合副区长普有珍调研全区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任务明确后,我查阅资料,熟悉工作,学习文件,深入全区6个乡人民政府(现在村民委员会)调查研究,抓好农村土地承包工作。

学习文件  夯实基础

为抓好工作,我到区党委书记办公室找了一份学习文件,这是一份白头文件只有三页,上面印着1100多个黑体字。就是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关于放宽农村政策的谈话。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主要内容,例如“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我就搞清了政策原则。

调查研究  对症下药

家庭联产承包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新房乡人民政府调研中,时任该乡党支部书记李万才说:1979年2月,凤屯公社党委召开了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两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讨论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基层干部最关心的是《条例》第9章第36条,“……计酬的形式,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后,一部分生产队纷纷搞联产计酬试点,也有的自发分队建组承包。该乡树姐米生产队实施分组联产承包,群众热情高涨。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随后传来了上级的指示:分组联产计酬,容易滑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责成立即予以纠正。树姐米生产队,借口怕影响当前生产,答应水稻收割后再予纠正,还是坚持了9个月,水稻获得了丰收。但是该乡党支部书记被公社党委批评。

在建新乡人民政府调研中,时任该乡乡长李正绿说: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各省州第一书记座谈纪要。《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精神传达后,1980年冬,该乡米树啦生产队自发地实施包产到户,其它生产队还不敢实施。而凤屯公社领导班子认为:凤屯公社是半山区占多数,不是中央文件所指的边远困难地区,真正的“三靠队”很少,还是继续搞专业承包、定额记工好。当时群众中曾流传:“上面放,下面盼,中间出现顶门杠”(公社、乡关键是公社),也是真实的反映。但该乡乡长被公社党委批评。

在凤屯乡人民政府调研中,时任该乡文书杨文炳说:豆羊生产队是公社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是全公社“一大二公”的典型,成为极左的重灾区,使群众枉自守着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田地,饭都吃不饱。人家的内心盼望邓小平“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政策由来已久。所以,绝大多数人对邓小平关于放宽农村政策,实行包产到户的谈话举双手拥护,只有部分老党员和队干部想不通,他们认为搞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是复辟资本主义。

针对这情况,我们也不着急,不断地走进那些一时想不通的党员和干部家里,用“搞大集体就好象小孩子穿大人的衣裳,不量体裁衣”、“就好象人的小脚穿大鞋,行走不方便”、“退是为了进”等通俗的道理,来讲解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做好耐心细致的引导工作,结果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理出眉目,制定了实施方案,把责任土地落实到每家每户,为指导面上工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经过一边宣传一边落实,到1984年的8月,全生产队基本实行了包产到户,并签定了《联产承包责任书》。当时的责任书很简单,就是一张大表格,上面写明队别、户主姓名、人口、承包土地面积、承担农业税、上交集体提留和户主签章等项目。人们从这张简易的表格里理解了“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年终分配政策,从中看到了无限的希望,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生产劲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为此,社员们就编着歌谣唱道:“包产到户就是好,下地干活劲头高。谷满粮仓饭满甑,男女老少乐淘淘。”

    在腊湾乡人民政府调研中,时任该乡党支部书记李正书说:我们乡24个生产队在1983年3月就偷偷的自搞了包干到户,为了避免上级领导批评和风险,我们党支部在当年的2月6日至7日召开了生产队长以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增产增收扩大会议,讨论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增收的措施。会议开了两个白天和两个晚上,群众七嘴八舌,埋怨的埋怨,发牢骚的发牢骚,理不出头绪。但是,其中有两种意见引起李正书的注意,一种说:一年讲比一年好,年年穿件烂棉袄,还是这样搞下去,计划再好也没用。另一种说:如今的大集体是多劳不多得,出工不出力,你看我,我看你,生产总上不去,还不如一家一户搞单干。群众代表的意见表达了群众的愿望,都希望能尽快过上富足宽松的日子。特别是 不如一家一户搞单干这句话,启发了支部书记李正书,他反复思考,但又拿不准。因为当时在当地还没有哪个生产队敢这样做的,担心上面会追究责任。他又召开支委会讨论这事,大多数支委认为,看来在这样集体下去是没得吃了,可是搞包干到户责任到人,上面还没有这个政策怎么办?李正书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他说:如果公开搞包产到户,上级肯定不同意,我想了个新办法,首先生产队还存在,愿意搞包产到户的由各生产队群众签字为准,分田,分耕牛、分农具由生产队里安排和指挥。于是,各队委心领神会乡支委的决定,各队及时召开群众会,宣布了乡党支部支委的决定,来了个一竿子插到底 ,按人口将水田、山地、耕牛、包括农具分到各户,公粮及上交提留由各户承担。就这样,腊湾大队开始了包干到户的经营生产方式。过后不久,公社干部部下乡检查春耕生产来到腊湾乡政府时,发现这个乡各生产队生产进度快, 农民生产热情高,劲头足,粮食作物长势好,当年的粮食还往年增产,还表扬了乡领导和队干部得力,殊不知这其中的新招。然而,封得了群众口,却封不了实际情况。腊湾乡政府包产到户的做法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全村,还传到了外村,如腊湾乡交界的姚安县太平公社新民乡政府也纷纷仿照腊湾乡的做法,包产到户之风很快吹开起来。不幸的是腊湾乡党支部书记李正书被公社党委批评,公社党委严肃的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农村搞包干到户是摸索阶段,你们既分田地,又分耕牛、农具,不能彻底放开,别人的帽子你不要戴,你的帽子模给别人戴。”但李正书还是说了几句真真实实的心里话:“由于长期搞大集体、吃大锅饭 ,受出工一窝蜂, 报酬 一呼隆 体制的制约,生产滞后,经济落后,是一个粮食不够吃、超支户多的腊湾乡农民。”

宣讲政策  稳定民心

在腊湾乡政府与李支书交谈中,得知上级领导批评后他不纠正他们实施的包干到户,是因为田地、耕牛、农具都分到户,农民尝到了甜头,无法纠正,但该乡多数农民还担心政策会变等。针对情况,我与普副区长商量后,第二天在腊湾乡召开了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政策。会议由李支书主持,我来宣讲,我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为标题,首先肯定了腊湾乡人民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腊湾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中,大胆改革,敢闯敢干,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给腊湾乡人民带来的实惠。其次宣讲了当时国内正进行“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批判“两个凡是”。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给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如果按“两个凡是”继续走下去,那就什么也不能动了。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明确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要求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认真纠正文革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揭露和批判“两个凡是”,大力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同时,我还把事先准备好的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会上学习辅导报告。在宣讲加快发展农业中,我讲到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纠正长期在农村“左”的错误。当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个过程,起初是农民普遍拥护,但又怕别人说是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当时农民支持改革就像孩子放鞭炮——既喜欢又害怕。不过,通过宣传和实践,政策越来越开放,农民中涌现出一大批“千元户”,甚至“万元户”,农民尝到甜头,形势一片大好!个别人担心政策会变,怕好景不长。我又着重宣讲“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农村富裕,政策五十年不变”的思想,给农民吃“定心丸”。出乎意料,干部对报告会的反映非常好,很多人都说报告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第二天回去区公所的路上,普副区长对我说:“小李,我上个星期刚从县委党校学习回来,对包干到户不便公开表态。你昨天讲得好,面对现实,比较策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没有泼群众的冷水,也不会挨上级的批评。”通过这么一件事,足可以说明群众对包产到户有强烈的要求,而当时的干部则慎之又慎。

包干到户  一步到位

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承包。对不适宜分户经营的项目和水利排灌设施,仍由集体统一管理,实行有统有分,双层经营。这种办法,当时农民用通俗的话语形容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通过一个多月调查研究,全区广大农民认为,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可以推行。一致选择包干到户。

我们调查报告通过区党委讨论后付诸实施,1984年8月,全区农村掀起了包产到户的高潮,区、乡领导大都站在工作的前列,支持广大群众的要求,全区虽未层层试点、层层发动,就一气呵成完成了承包任务。全区共有6个小乡政府实行了包干到户,占总乡的100%。

1984年,是全面包干到户的第一个生产年。全区上下如同在进行龙舟竞赛,人人上劲,誓夺高产。这一年,全区粮食生产比上年增长23.5%,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占农业收入的45%。广大农民深感解放以来最高兴的三件事:一是分田,二是分耕牛,三是包产到户。1984年3月,遵照省委省政府通知精神,以公社建立区公所,大队改为乡人民政府,生产队改为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彻底结束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包干到户的成果。

延长包期  完善合同

1985年1月,中央[1985]1号文件精神逐级传达,它标志着全国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主要是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和延长土地承包期。1987年区公所改为乡人民政府,区党委改为乡党委,村级改为村公所、村民委员会,当年,在凤屯乡政府换届选举中,我被选举为凤屯乡人民政府常务副乡长、乡党委委员,当年10月,乡党委、乡政府抽调我带领工作组赴凤屯村委会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的试点。11月,全乡全面铺开,并普遍签订了承包合同,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995年,1995年底再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有关山林、荒地,则可以更长一些时间。新世纪开始后,又统一部署土地承包,长期稳定。对包干到户以来的有关后遗症,分别进行了完善和落实,议定了规章制度,形成承包合同,由发包方与承包方分别负责。土地承包期长期稳定,农民吃了“定心丸”,明确了责、权、利,既有利集约经营,也有利合理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1982—1986年),联产承包已从根本制度上加以巩固和发展。新世纪中央又发布了关于“三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2004—2008年),其核心思想则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这些措施,给农村增添了无比的力量,因而联产承包也战果辉煌,前程似锦。(供稿中共牟定县委政策研究室、中共牟定县委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李振华电话15808787909)

作者简介:李振华,彝族,男,1963年12月生于牟定县,党员,大专,西南林学院毕业。治学严谨,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在中共牟定县委政策研究室、中共牟定县委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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