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怀着对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热情到阿鲁村去采访。

阿鲁村座落在礼舍江畔海拔最高的营盘山腹中，十户人家分住九座山头，全村隐于苍天古树中，只有炊烟四起和村头老舍不得离去的烟雾，惊叹这里的人家。户间一条抬头不见天的林荫小道，把一间间矮小的茅屋、土掌、垛木房，宛如珍珠般地串在一起。

我落脚在徐大伯家，他是毕摩，彝族知识份子，熟知民族民间各种习俗礼仪，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和继承者。参加过边纵八支队，反右时期被扣上帽子，尽管风风雨雨，仍谈笑风生。我说明来意，欣然接受，担心我工作不扎实，蜻蜓点水，特别安排我跟他房前屋后挖塘栽果种树。

几天的相处，在我身上找到感觉似的，从南款到北，从天文讲到地理，从民族起源，彝文来历，彝家火把节的传说，到女人的裹脚带。一座山头一个故事，一个石头一个传说，犹如步入民间博物馆，让我尽情浏览。

内疚，客来三天成主人，这是彝族民间的俗语，由于没扮好这个角色，米汤糊眼似的大黄狗在我大腿上狠很地咬了一口，大伯的孙女徐阿妹知道后，拿来一个黑土锅，用底给我的伤口按摩，称之煮过豹肉的土锅底消炎止痛，这是彝家民间独特的验方。开始，血淋淋的，不敢后望，半晌，回头一看，大面积的消炎，大腿几乎染白了她的土锅底，灰里透白的裤子弄个花里糊俏。我不讲什么，任她“捉弄” ，似乎给我传递难以捉摸的信息和情感。我期待着她的承诺，伤愈后带我走遍所有的跳歌场，带我去拜访所有的民间艺人，带我去搜集所需要的材料，还要带我去最好玩的地方——-“姑娘房”，她把我说得暖暖的，伤口似乎好了大半截。

那年，正是破“四旧”后，恢复民族民间打跳的第一个春天，徐阿妹拿着尘封六尺长不久前上过漆的大三弦，一边讲述它的经历，一边给我介绍歌场的打跳时间。“一三五，二四六，一三五日大尖山，二四六日锅底塘。”

记得第一次到歌场，太阳还没歪山，笛声、歌声、弦声、邀约打跳的囗哨声，潮水般地涌向歌场。徐阿妹换上自己精绣的民族服饰，给我穿上一件羊皮褂。没到坡头，对面阿妹们的笑声中传来了，“你是哪里新新客，新新小调唱过来。”“我是徐家新新客，爱着小妹跟着来。”黄腔走板，平生唱出了第一个徐阿妹教的山歌小调。路上，馄饨式的陪着徐阿妹，有的喊大姐夫，有的喊老妹婿，还有的喊二姑爹，怪不好意思，二十不足的童男子，步入婚姻殿堂似的，弄得这么多美妙的称呼头衔，再说和徐阿妹相比，怎么配得上，人家眼中，犹如鲜花和牛屎。幸好，矮得没有徐阿妹肩高的我，是她那件羊皮褂增色，丑中又美了三分。

到了歌场，大圈小圈，人山人海，歌声弦声和着铿锵有力的打跳声，声声如醉。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疯了似的在歌场转了几圈，突然在全是奶奶爷爷们的歌圈留住了，“如今政策扎实好，不唱不跳白老了。”“苦的愁的歇了去，甜的香的唱起来。”“人老莫说老人话，日子好过又嫩回。”你一腔我一调，一腔还比一调高，定睛一看，纵弹着大三弦的竟是徐大伯，尽管大三弦和他打游击时期致残的驼背不怎么协调，但打跳、歌声独具一格，风度翩翩。

采访坚持了数月，跑遍了所有的歌场，拜访了上百位民间艺人。徐阿妹是我的向导，她跟徐大伯一样，是一位热心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在她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民族文化普查材料，毎每想起她，不知如何报答。记得，一天夜里，打跳回家，在火塘边，她给我讲述了从小失去父母，是爷爷带大的人生故事，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我永远留在那里，做一个她家的真正的主人，谁都知道一个乡下女人的这番话，既使金口玉牙也难于启齿。

不久，徐大伯落实政策，按离休恢复名誉，年龄不绕人，顶天的驼背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离别时，他把一大梱珍藏了几代人的彜文手抄本交给我，并再三嘱咐：“这是民族的魂宝，民族的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它，换了多少个地方，挨了多少次批斗，这次用不着因遗失而担心了。”

临走，徐大伯喊徐阿妹送我一程，我一再推辞，看到她眼角的泪水，不管别人笑话，只有顺从行事。送到大风垭口，已是太阳偏西了，徐阿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我爱你”的绣花荷包送给我：“不知何日相见！”大黄狗“哇哇”地咬了两声，意思是拜拜了，翻越第二座山梁时，她们仍在那里呆呆地目送着我。

三十多年过去了，因这些材料促成了我《红土情韵》的出版发行。忘不了徐大伯，忘不了孜孜不卷为我提供材料的那些民间艺人，忘不了徐阿妺送我的荷包，给我的精神鼓励和支持。只因命中所注，有缘无姻，期盼青春轮回，敬请徐阿妹包涵原谅，留下的只有心中各自解读，难忘的阿鲁情。

（南华县龙川镇啇住小区仁和四院周丕福）